提起稻城，最常出现的一个说法就是“最后的香格里拉”，“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这里不仅遗留着大自然最古老的痕迹，如今还发现了远古人类生活的线索--稻城皮洛遗址。

9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旧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通报了稻城皮洛遗址等3项重要考古发现成果。皮洛遗址创下了许多“首次”和“之最”，这一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让稻城的神秘色彩更加浓重，也再一次搅动了无数学者的心。

提取古DNA土样

在四川稻城，海拔3750米的高原上，考古工作者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和研究，确认了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这就是被考古学家们称为“石破天惊”发现的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揭露出的七个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

考古工作者是如何发现皮洛遗址的?保存完好、序列清楚的文化堆积有什么特殊意义?皮洛遗址对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研究有何价值?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皮洛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者们。

皮洛的故事从手斧说起

“旧大陆东侧的手斧遗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皮洛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郑喆轩首先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传教士休士顿·埃德加曾在川西高原采集到两件疑似手斧，但具体位置等信息已不可考。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诸多科研机构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过程成了研究热点。

“如果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发现更丰富的旧石器遗存，有望更加明确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历程。”2019年起，以川藏铁路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甘孜州展开文物调查。研究旧石器考古的郑喆轩注意到，甘孜州内有较多发育较好的高级河流阶地且有第四纪古土壤沉积，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根据以上线索和专业判断，郑喆轩推测，甘孜州境内可能会存在旧石器。于是考古队员在进行基建调查的同时，也带着问题和思考额外关注和摸索区域地形地貌特点并试图发现旧石器遗存。

当年，考古队在康定、理塘、稻城、炉霍、道孚等地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新发现23处旧石器地点，采集手斧、砾石石器等百余件，充分显示了在这一区域开展系统工作的潜力。在此背景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持续开展工作，在川西高原发现旧石器遗址点60余处，其中就包括去年5月发现的皮洛遗址。

那么皮洛遗址究竟是如何发现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河流阶地，和史前时期是不同的。”郑喆轩告诉记者，古人一般会选择临河而居，随着河流的下切，阶地会相对变高，一般阶地越高，年代越早。所以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一般是“先向上看，再向下看”。皮洛遗址的位置也是这样，它位于傍河的三级阶地上。前期通过卫星地图，考古队对稻城区域地貌有了最初的判断，发现皮洛这块区域又高又平，然后通过实地踏勘，考古队员们在稻城县皮洛村停下车来，徒步登上山坡，进行初步调查。

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几名考古队员分散在附近进行拉网式踏查，突然，其中一位队员秦建红在基站附近因埋线挖起的小土坑旁发现一件非常典型的石器，他将其拿起来询问在其前方不远的队员谭培阳。

谭培阳接过石器一看，惊呼:“这不是一件手斧吗!”随着第一件手斧的发现，接下来两天，大家更加仔细地调查该区域，接着第二件、第三件，更多的手斧被发现。考古队员们采集的石器数量已超过百件，手斧也超过了20件，这令队员们兴奋不已。

此时领队郑喆轩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遗址遗物如此丰富，又有丰富的手斧遗存，肯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根据对地表石器的分布及暴露状况观察分析，发现这些地表暴露的石器呈现出一定的原地埋藏属性，继续简单地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因此果断叫停了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这才有了2021年主动发掘时建立起的地表采集系统，将暴露在地表的典型石器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初始信息记录等完备的信息采集。目前已采集3000余件石器标本，从而能超出系统发掘的200平方米，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皮洛古人类的文化面貌和栖居形态，丰富了遗址的研究内容。